我的城寨童年回忆(上):「三不管」的香港九龙城寨

和小时候同住九龙城寨的朋友聊起一些童年记忆,思绪波澜,勾起了不少曾经住在城寨的点点滴滴。

在未被政府清拆以前,九龙城寨算是香港最大的贫民窟,所住的「寨民」大多是新移民或社会最底层的草根,这些「寨民」用现代新潮一点的说法就是「低端人口」。如果九龙城寨还存在的话,应该还是有人争着住,还是有市场需求,因为不管任何世代,有富裕人家,也会有「低端人口」。

一、三不管地带

九龙城寨(正式名字应该是九龙寨城),或称九龙城砦,砦即是寨。「寨」的字义是防守围的栅栏,自成一个区域,是军事的驻地。清政府1842年签下《南京条约》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;1860年签《北京条约》再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割让给英国,1898年签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后来一併把九龙半岛北部与新界租借给英国,唯独保留九龙城寨仍归清廷管辖,作为驻地,类似现代的领事馆。

满清政权覆亡后,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忙于内战无暇处理九龙城寨,港英政府也没有治权,九龙城寨因此变成所谓的「三不管地带」──「香港政府不敢管、英国政府不想管、中国政府不能管」。坏人做了坏事,只要跑到九龙城寨躲避,香港警察并没有治权入内捕捉,所以九龙城寨成为一个罪恶温床,集「黄」、「赌」、「毒」于一寨无法可管,成了坏人的避风港。

九龙城寨虽然恶名昭彰,这些对于童年的我,似乎没有什幺影响,住在城寨的岁月,没有见过砍人放火、围殴逞凶的刀光剑影,电影《追龙》的打杀剧情亦没有亲眼目睹,现实生活并非天天上演新闻事件和电影场景。住在九龙城寨的人和其他地区的升斗小民并无二致,每天努力为生活打拼,只是比较穷,居住环境比较恶劣而已,邻里之间相处十分和谐而平静。虽然港英政府对城寨没有实质治权,也没有对楼宇收取「差饷」(香港对房屋的一种税捐),但还是提供了基本的民生服务,例如供应食水、电力、清扫街道、清理垃圾、邮差派信等,住在城寨里的居民也能安居乐业。

被清拆前的九龙城寨,大楼约十层高,一幢挨着一幢,密密麻麻,在天台上只要跨一小步,就能走到隔壁大楼。天台的女儿墙处处是用水管驾起俗称「鱼骨」的电视天线,颱风过后,天线被打得七歪八斜,得重新调校,电视才能收到讯号,不然看到的是片片雪花。站在天台高处,九龙城至香港岛的太平山尽收眼底,启德机场在不远处,飞机从九龙城轰隆轰隆缓降向机场跑道,巨无霸的飞机就在眼前掠过。城寨内的街道暗无天日,头顶可见的是看似欲坠的电线和水管,水管日夜滴水,无人修葺,边走要边提防被水滴到。街巷暗弄湿漉漉的,湿气甚重,老鼠横行,暗角随时会蹦出一只,和行人擦脚而过。

城寨沿坡而下,由上方的东头村道至下方的龙津道,左边的东正道至右边的西城路,呈长方形如一座棋盘。从下方的龙津道,城寨有四条路可以直通东头村道,由东而西,分别是龙城路、光明街、老人街、大井街。贯穿东西的只有一条龙津路,龙津路又分叉出几条细巷。城寨的街巷弄道如迷宫,如果不是住在其中,一入内,恍如闯入一座暗无天日的巨大「石屎森林」(粤语,即大楼建筑),要找到出口,得花一些时间。巷弄似不通,却处处可通,罪犯入内藏匿,就算警察敢于入内追捕,未必能找到罪犯蹤影。他们可以消失于转角,或遁入任何一座大楼跑上天台,再从天台下楼隐身暗巷。

城寨四周除了错落有致的招牌,放眼望去,几乎每一层楼都有向外潜建的铁笼、铁窗悬在墙壁,突出在外,蔚为奇观,可说是潜建中的潜建。城寨的楼宇本身就不是合法建筑物,没有受到监管,清拆时才发现大楼根本没有地基,所幸香港没有地震,不然后果难以设想。

直至安排调迁为止,我在城寨住了约四年,搬过三次家。

二、食乜野

一开始,父亲在东头村道和友人租了一间木板隔间,月租数百港元。房间架了一张铁管双层床(香港俗称碌架床),只剩下窄窄的走道,堆放一些杂物,一张摺枱,吃饭要坐在床沿。小小的屋子住了两家人,八、九个人挤在屋里吵吵嚷嚷,好不热闹。

东头村道是城寨最热闹的街道,食肆、士多(杂货店)林立,在大楼低处外墙,或横或直,高高低低挂满白底黑字,全是牙医和西医诊所的招牌,看上去东头村道俨如医疗一条街。严格而言,是非法医疗一条街。许多在大陆行医的医生逃难到香港谋生,不谙英文,无法考取证照合法执业,因此在三不管的城寨,大量无照医生,挂起招牌大行医道。无照不代表无良,这些无照医生诊金相对便宜,反而招来不少病患。病患不只侷限城寨居民,更多是来自港九新界,但因为无照,若有医疗纠纷,患者是求诉无门,只能自求多福。

太阳西斜的黄昏,靠城寨这边的东头村道马路旁正要热闹,推着小车的熟食小贩一摊接一摊从老人街街口延伸到东正道。叫卖声,「食乜野」(按:吃什幺)此起彼落,有卖鲜榨椰汁、炒栗子、「炸野」(炸物)、牛什、韭菜猪红、鱼翅鱼肉、红鸡肾红鸡脚、咖哩鱼蛋、车仔麵、豉油王炒麵……像是一个小市集。买的人站在路边吃,吃完垃圾随手丢,有些小贩的小吃是用瓷碗装,车摊旁边会放一两桶水,用来洗碗,所以路上油渍斑驳,垃圾随处可见,有点髒乱。

小时候住城寨,物质匮乏,三餐都在家吃,少有到餐厅吃饭,路边小吃对童年的我算得上珍馐美味。没什幺零用钱,就花一块钱吃一串鱼蛋、手头较为阔绰,就花三块钱吃一碗韭菜猪红。印象犹深的是卖「炸野」的那摊小贩,清瘦的脸庞,拿着一双长长的竹筷,忙着整理油锅里的炸物。鸡脾(鸡腿)和鸡翼炸得酥脆,青椒、红肠、茄子抹上一团鱼肉(鱼浆)色味引人垂涎。炸云吞皮犹为一绝,云吞皮裹上一小团鱼肉,热油炸过后,皮脆肉软,至今难忘。当年一块钱可选三件,自由搭配,吃得十分滋味,万分满足。

东头村道是城寨对外交通的主要干道,我要去土瓜湾新亚中学上学,要在东头村道的巴士站搭乘11K,每程是1.2元。我和另外两个要好的朋友,同读一间中学,每天早上相约在东头村道的巴士站,一人凑两块,花六块钱就免除「迫巴士」,一起共乘「的士」(计程车)去上学。

东头村道近老人街交汇处,有一档熟食档,在门口摆卖冰豆浆,大大一杯只卖一块钱,那时不流行纸杯,装在玻璃杯,站在门口喝,喝完要返还玻璃杯给店家。每次喝他们的豆浆,我会暗自玩一个游戏自乐。一杯一块钱的豆浆,我付五块钱或十块钱,同时举起杯子,张大嘴巴,一饮而尽,在他们还没找我钱时,我比快把一滴不剩的空杯放在桌上,为此而感到窃喜。可能是这样,长大后,我喝啤酒乾杯豪迈快饮如鲸,少有人可以比我快。

三、住城寨的人

之后,我们举家搬到龙津路的一幢大楼的十楼,一梯两伙(户),对面邻居是父亲的乡里。小小房子,两房一厅,一间厨房和厕所。大楼没有电梯,上下楼都要靠脚力。房间虽有窗户,但铁窗透不进一点阳光,也吹不进一丝微风。窗户只能半开,若全开,漏水的水管水滴会溅进屋内。白天不开电灯,伸手不见五指,偶尔停电,得点蜡烛。炎夏如住在一个烤箱,没有冷气,汗流浃背,只能打赤膊,吹电风扇。电扇如果不开,空气像是凝滞不动,吸入的空气是热气。

城寨停电不是常发生,停水则经常出现,这才是大问题。城寨是人口密度是世界最高的地方,根据1987年港英政府清拆时的人口统计,城寨有33,000居住人口,面积只有0.026平方公里,等于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,255,000人。城寨面积如此细小,却住了那幺多人,大楼盖得高,水压往往上不了较高的楼层,加上人口众多,水量供应不足,较低的楼层用水,水压到不了较高楼层,自来水管如同虚设。为解决用水问题,城寨四周每隔一段距离,设有「街喉」,供居民取水和洗涤,「街喉」是城寨一个特色街景。

城寨的供水採时段性,分区供水。家家户户的厨房几乎设了一个水泥蓄水池,有供水时用来蓄水,如果没有供水,就要到街喉提水倒进蓄水池备用。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是水桶,住龙津路最深的记忆是,兄弟常要总动员提水桶到街喉装水,然后提着沉甸甸的水桶爬十层楼的楼梯回家倒放,路程中间要放下水桶休息数次。

住城寨的人,几乎是香港最低层,最草根,尤其租户,更是一穷二白,我们家也是,父亲是塑胶厂工人,母亲是工厂女工。家里除了必要的家具,家徒四壁。家具除了碌架床,只有一张摺枱和几张摺椅。没有衣柜,衣服装在一个铁箱里,证照就藏在箱底。电器只有天花板的吊扇,还有一个电饭煲。没有热水炉,夏天洗冷水澡,冬天洗澡要先用水壶煮水,倒进一个红色大塑盘混合冷水,调出合适的水温。洗头洗澡只用一盘水,先蹲着洗头再洗澡,用一个漱口杯舀水,一杯一杯往头上淋,往身上倒。没有电视机,要看电视就到邻居家去看。

煮食的炉具不是石油气或电磁炉,是火水炉(又叫煤油炉)。火水炉在香港应该已经全面消失,没有人再用,其火力相当缓慢。火水炉是活动式炉具,印象中是绿色的,靠一圈的棉条吸底盘的煤油燃烧。要升火煮食,拉起一支拉桿升起棉条,用打火机点燃一支沾有媒油如大型棉花棒的引火棒,插入火水炉点绕一圈,逐一点引燃棉芯。要熄火,压下拉桿,棉条跟着降下,火焰自动熄灭。如果煤油用完,得靠人工以一支简单的手动泵具,从煤油筒泵至火水炉。边用火水炉煮食,边会闻到一阵淡淡的火油味道。火水炉易生危险,因为是活动式的炉具,一旦打翻容易失火。

我们家三兄弟,我为长兄,我穿的新衣服会传承给二弟,二弟传给三弟,穿到三弟身上已是三手衣。因为物质贫乏,吃水果也是一件大事,作为兄长的我会扮演分配者角色。一个苹果会切成四等份,三兄弟一人四分之一块,我会再把剩下的四分之一块切成三等分,一人再一小块分食之。

住龙津路十楼,刚好屋主要卖屋,我记得开价是港币八万元,那年是1986年。城寨的房屋的买卖契约是私约,自己签立契约便过户,不用缴税,没有什幺官式文件,也不用向政府登记,更不能向银行申请贷款,买卖都是现金交易,唯一的认证机构是「九龙城寨街坊事业促进福利会」。父母努力工作,一个月收入合共不外乎三、四千元,刚好负担一家日常开销,难有积蓄,八万元在当年是天文数字。邻居说可以帮忙筹借,但庞大的债务怕会影响到生活,所以后来只好另觅租处。

四、街口二楼的房子

再来,父母找租了龙津道近老人街街口二楼的房子,这是我们在城寨最后一次搬家。龙津道也是城寨主要道路,街道宽阔,面向九龙城,这是我们住在城寨唯一向阳的房子,回家不用穿越幽暗的巷弄,不必走避滴水。环境改善了,租金相对贵一些,月租一千四百元。楼梯左边地铺是房东开的西药房,墙壁两边壁柜到达天花板,一边放了高约150公分的矮柜,摆满各种西药、保健品、奶粉等。有时是老闆坐着迎客,有时是老闆娘。右边是无照牙医诊所,透明的玻璃橱窗,放置了许多假牙和齿模,店内有一台简陋的治疗椅。

牙医诊所前面是一个街喉,我们要取水十方便,但住二楼有足够水压,扭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。但厨房还是有一个水泥蓄水池,城寨是分时供水,有供水时段就要储水备用。妈妈为了方便,偶尔还是捧着洗衣盘到街喉洗衣服。

街喉旁边有一摊糖水摊,手推车改造活动炉具车,摆放两张摺枱和几张椅子,卖汤圆和腐竹蛋,黄昏开始营业,至半夜才歇。摊主是父亲的乡亲,据说是黑道人物,除了摆摊,还帮人围事讨公道。

楼梯颇为陡峭,斜度约四十五度,拾级而上,不必迴转直达二楼。右边墙壁钉挂着全幢大楼有铜钱图案的信箱,歪歪斜斜,有空隙的地方,贴满了密医和搬家公司的小广告卡。

房子呈长方型,三房一厅一厨一卫,三间房间和客厅皆以木板隔间。有两间房间有採光,推窗可以看到对面贾炳达道和九龙城的景色。连接客厅是一间暗房,是我和二弟的房间,二弟睡上舖,我睡下舖,三弟和爸妈睡一间。为了减轻租金压力,父母把另一间房间分租给一对年轻夫妻。城寨周遭有几处可以贴招租广告,我们买来红纸,用黑笔写上招租资讯,下方重覆直立写上几组电话号码,再把一组电话号码剪成一块小方块,方便租客撕下带回家联络我们。房子很快租出去,租金是每个月港币800元。

现在的九龙城广场在我有记忆时,是一个临时街市。小学五、六级的我要帮忙买菜,就是到临时街市买菜,买了菜还要煮,等父母下班回家有饭可吃。要去临时街市要穿过一个木屋区叫西头村,木屋又叫寮屋,是用木板搭建十分简陋的居所。如果大家看过陈果《香港有个荷里活》电影场景中的大墈村,大墈村就是木屋区。西头村的取名大概是跟东头村相对应,一个在「东」边那「头」,一个在「西」边那「头」。木屋区被拆后改建成单车公园,就是现在贾炳达道单车公园。单车径落成后,我们还住城寨,在房间推开窗户,进入眼帘的就是小孩在单车径骑脚踏车。父亲也买了一辆BMX的脚踏车给我们,我们就牵到单车径踩玩,这算是我们最贵的玩具了。

西头村中间有个小广场,小广场有一间士多(按:指小杂货店),我喜欢流连。一有零钱就会往士多跑,去买卡乐B薯片,因为厂商一再打广告,每包卡乐B附有一张小卡,小卡印有一个字,只要集齐指定五个字什幺的,就能得到日本原装进口会说话、会移动的机器人。不知道吃了多少包的卡乐B,就是只差一个字,机器人没有得到,倒是吃了很多薯片,这大概是一场骗局,是一种行销之术,骗我们这些无知小孩,小孩都梦想可以拥有一个机器人。

西头村清拆后,机械退场并没有架设围栏把工地围起来,地上全是残砖败瓦,凹凹凸凸,起伏不平,大风一吹,尘土飞扬。我会利用放学时间,走在其中,寻找一些废铁断钢,然后拿到打鼓岭道的回收站变卖,废铁一斤是两毛,一趟下来可以赚到四、五块钱。

贾炳达道有个足球场,小学时偶尔会和同学在球场踢足球,足球场旁有一排篮球场,即使是大热天气,还是很多人在球场打篮球。我和一个同学灵机一动,找来一个大桶,大桶在街喉注入半桶水,加入一些冰块,到超市买了一些维他柠檬茶和可乐放进桶里,在篮球场边做起生意,叫卖冷饮。现实世界是残酷的,生意不是被想像出来的,顾客不买单,撑不了几天,卖不掉冷饮只好自己喝。

延伸阅读:我的城寨童年回忆(下):九龙城寨,黑暗中有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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